2026年6月9日，“南望：三星堆、金沙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谦和报告厅举行。此次会议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与会学者围绕西南地区冶金技术的来源、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青铜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收获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为观察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及与周邻地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和视角。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唐飞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12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汇报。

开幕式上，唐飞局长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将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置于亚洲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坐标系中，必将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更深层次、更高维度”。他表示，四川省文物局将全力搭建学术平台，积极推动多学科融合，持续深化西南与东南亚区域的联合考古课题研究。

唐飞局长致开幕辞

学术研讨环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博士讨论了《三星堆遗址的聚落结构变迁》。他将三星堆遗址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二阶段属宝墩文化时期，由若干小型聚落组成大型聚落，整体延续了宝墩古城的结构特征；第三阶段，月亮湾小城出现，聚落结构较前两阶段发生较大变化；第四阶段古城大幅扩张，增加外围城墙形成两重城圈；第五阶段，三星堆遗址不再作为古蜀国都城，城墙及大型建筑出现大量废弃现象。其中，二、三阶段间存在较大差异，可能暗示人群变动等深层原因。

冉宏林博士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以《文化交互：三星堆-金沙与东南亚》为题，针对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互动展开探讨。他指出，在二者的互动中，既有牙璋等南下的文化特质，也有如象牙器、海贝等北上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存在传播路线尚不明确的器物（如带领手镯）以及功能和来源不明的文化特质（如斗笠形器）等，这些问题仍需要更多研究。他强调，“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是一种常态”，我们应当认识到四川地区与东南亚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李水城教授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宫本一夫以《川藏高原青铜器与东南亚青铜器》为题作汇报，为我们理解欧亚草原青铜文明向东南亚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对有銎铜戈等器物的类型学比较，他指出川西高原乃至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风格与技术上都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存在明确的渊源关系。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被川藏高原地区吸收融合，随后继续向南传播，最终影响到越南的东山文化，从而勾勒出一条“北方草原—川藏高原—东南亚”的青铜文化传播通道。

宫本一夫教授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德云教授就《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进行介绍。以海门口遗址历年发掘的成果为基础，根据发掘区东、西两区的不同，以东区遗存为代表提出了“海门口文化”。随后分别对西区青铜时代文化和海门口文化的分期、族群来源等问题做出讨论，最后将二者加以对比，明确它们在居住行为、丧葬行为、石器制作、陶器制作等方面的区别，认为东西两区在文化特征上的显著差异，可能指向两支不同的族群曾同时在此处生活，各自坚持自身文化传统，但相互之间又存在影响与交融，其中，西区青铜时代文化受海门口文化影响更为明显。

赵德云教授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研究员发表《殊途同归——青铜时代成都平原与东南亚》。他以凹刃凿形器为切入点，梳理了这类器物的发现与分布情况。他指出，凹刃凿形器可见于成都平原、桂西南、滇东南、黔西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此外，成都平原与东南亚还存在其他相似的文化因素，如有领璧、牙璧、海贝、璋等。他认为，广西与川西地区可能存在一条通往东南亚地区的史前交流线路，滇东、黔西一带作为中转。成都平原、滇东黔西、桂西南及越南北部出现的同质文化元素，共同见证了青铜时代一个“广域网络”的存在。

周志清研究员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研究馆员介绍了《云南冶金考古的新进展——弥勒散坡村墓地的发掘及收获》，指出云南地区较早就与东南亚地区产生联系。弥勒散坡村墓地的发掘揭示了汉代西南地区矿工群体的丧葬习俗与文化面貌，对研究西南夷的青铜冶炼技术，其原料来源、冶炼技术与资源流通提供了重要材料。

胡长城研究馆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以《西南夷青铜器的源与流——以一字格铜剑为例》为题展开讨论。首先对一字格铜剑进行类型学研究，以此为基础，从空间上观察各型式的分布情况，从时间上观察其年代和演变，继而讨论一字格铜剑使用者的族属及主要产地。指出一字格铜剑出现后不断向外传播，向西进入滇池，向南进入越北。

杨勇研究员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付杰博士汇报了《西南山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冶金：技术、年代及其交互》。他系统梳理了西南山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冶金技术，并通过龙脖河、吉岔等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区别于中原传统的“山地冶金传统”。报告认为，北方冶金技术经青藏高原东麓传入云南，再向南经红河流域等通道进入东南亚，构成了连接欧亚草原与东南亚的关键技术纽带。

付杰博士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石涛副教授以《矿业聚落与生产组织：一个长江中游的案例》为题，以生产背景、生产集中程度、生产规模、生产密度四个因素对长江中游矿业生产的组织模式进行讨论。认为在春秋以前及之后存在两种不同的矿业方式：春秋以前为小规模、兼职性、本地化模式，春秋后为大规模、专职性、可能被控制的生产模式，这可能指向早期国家和地域性国家对铜矿生产的不同控制方式。

石涛副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Thomas Oliver Pryce介绍了《东南亚青铜时代起源研究近况》。他系统梳理了东南亚青铜时代研究的学术史，并结合自身铅同位素数据分析，认为东南亚青铜技术从中国西南传播而来，并呈现清晰的时间梯度：越南北部最早，泰国中部次之，缅甸较晚。他提出青铜技术可能通过沿海路线传播，而非仅依赖内陆河流。他强调，未来需加强中越老缅跨境区域的田野合作与多学科整合，以细化具体的传播路径。

Thomas Oliver Pryce高级研究员

西南民族大学陈卫东教授发表《越北青铜时代——2025年度越北青铜时代考古调查的收获与思考》。此次调查深入了解了越北青铜时代文化的类型及分布规律，采集了大量青铜时代遗物。基于调查收获，认为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极有可能沿西南山地深入东南亚，而越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深受中国中原地区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他指出，三星堆文化与越北冯原文化存在一定联系，其上层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

陈卫东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陈洪波教授探讨了《中南半岛青铜时代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他指出中南半岛青铜时代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社会发展滞后于中国，未能形成真正的“青铜时代”，社会长期处于“弱等级社会”阶段，未出现类似中国的早期国家。他认为，东南亚青铜技术源自中国南方，经云贵高原沿红河、澜沧江等河流通道向南传播，同时强调该区域矿藏丰富，但技术传播更多表现为土著居民对外来技术的选择性吸收，而非大规模移民。

陈洪波教授

会议最后，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对会议进行总结，对会议意义做出高度肯定，强调研究三星堆和金沙，应将视野拓宽至四方，构建起西南地区及周边地区多圈层互动框架。他指出，此次会议拉开了三星堆和金沙跨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序幕，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未来还需通过更多考古发现链条的衔接，将该领域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霍巍教授会议总结

撰稿：姚雅丹

审校：石涛 范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