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

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60周年纪念大会在川大江安校区隆重举行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式揭牌

我们将陆续转载刊登一批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六十周年专栏文章以纪念本校考古学专业的前辈

回顾考古系师生六十年来的学术探索和学习工作共同经历，一起欢庆考古学专业一甲子的光辉岁月

在此我们祝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未来更加美好

（本文转自四川大学明远考古文物社）

刻苦勤奋 勇于探索

——记童恩正教授治学道路上的几个特点

林向 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从大洋彼岸传来童恩正教授不幸于（1997年）4月20日在美国因病逝世、魂归道山的噩耗，闻者无不黯然，对我来讲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竟无法相信。我从美国归来前，曾于4月1日从克里夫兰与他通话告别，并在电话中双方叮叮然相约后会有期，虽然话筒中传来他不适的语音， 但还是很有把握的说:“以后一定有机会的”，定当把盏共话在巴山蜀水间的同窗情谊。殊不知从此良晤不再，竟成永诀，我也成为他的熟人中最后一名话别者，思之不禁扼腕泫然。

回顾恩正多年来在治学道路上的艰辛跋涉和曲折历程，终于能在专业上学贯中西，文史双修，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他能继承发扬四川大学老一辈师长们的学术传统，推陈出新，自成一说；又遍栽桃李于中美各地，也都花果成荫；尤其是他的天资聪颖过人而又能刻苦奋进，孜孜不倦的对追求真知的探索精神，更常为吾侪同道们所赞赏，应该说恩正在他的奋斗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也给我们活着的同道留下有益的启迪。将来如要编辑《童恩正文集》时，定会发现在他所遗巨著中，除了耀眼的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科幻文艺、电影脚本等)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在西南民族考古方面的学术论著了。我与恩正同出先师冯汉骥教授门下，四十余年来曾一起从事过许多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对他的有些文章在成稿前后也曾有所知闻，故愿借此机会略述童恩正教授在治学道路上的某些特点，以饷读者，并寄托我深深的悼念之情。

四川大学考古专门化首届（56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

（摄于1961年，前排左起第二人为冯汉骥先生，第三人为张勋燎先生，第四人为童恩正先生）

童恩正教授作为一位民族考古学家，在描绘自己的治学生涯时有点睛之说:“寒窗灯影，野岭霜晨”(见所著《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后记1985 年)。所谓“寒窗灯影”指的是挑灯夜读，读“中外古今，稗官野史，神话传说，乃至轶闻杂记，还有天文、地理、科技文献……”也是指漏尽更深笔耕不已，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史巨著。所谓“野岭霜晨”指的是在野外破晓摸黑的艰苦工作，他常以“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冯师语)自勉，1959年以来勤于田野，常乐此忘返。举其要者如长江三峡的㽏井沟遗址与大溪遗址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群中月亮湾遗址的发掘；岷江上游的新石器遗址与石棺葬；金沙江安宁河流域的古遗址与大石墓的调查与发掘；云南滇文化墓葬的发掘与整理；西藏卡若遗址的发掘；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等等。还不包括他在境外的田野工作。“野岭霜晨”的条件是艰苦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一起在茂汶萝卜寨(羌寨)发掘石棺葬时，一日两餐以玉米酸菜汤充饥，冒着野岭风沙，晨着棉袄午披单衫，整天喝不上水，山上山下奔波指挥民工，口干唇裂，山风吹干湿透的汗衫的情景。再如1975年秋在西昌坝河堡子带学生挖大石墓时，半个多月吃住在农民的堆草破屋里， 他被虫子叮咬一身红肿，奇痒难忍的狼狈相，似乎还历历在目。但正因为有这次发掘才使人们第一次得到这种神奇的大石墓葬俗的可靠科学资料。又如由他主持的《昌都卡若》发掘报告的出版，更是我国在西藏地区的第一部正式考古报告。正是这些艰辛而丰富的田野工作为他的民族考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田野工作是研究工作的源头。一个考古学家既要具有在田野滚爬摸打，处理冗务的机敏;又要有寒窗苦读，笔耕不已，忍耐寂寞的恒心没有田野就没有考古;没有苦读又怎能在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时可以广泛的“采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生态学以及其它有关的科学知识”，做到“信手拈来，皆成佳证”的潇洒飘逸而严肃认真，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学术风格呢？！

1973级参加西昌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合影

（1975年5月摄于西昌博物馆，后排右起第四人为童恩正先生，前排左起第六人为林向先生）

这种“着重宏观研究， 加强横的联系， 注意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见上引《论文集》张光直序)正是童恩正治学的显著特点。相信大家读过他的文章都会有同感的。如1984 年发表在《农业考古》上的那篇引起广泛注意与讨论的《略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的研究方法》即是一例。他认为对农业起源的研究， 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多种学科的配合，乃至“水文学、土壤侵蚀与沉积的模式、土壤分析、湖沼学、古动物学、气候和动植物的变迁史等。”但又不是各科并行， 而是交叉渗透， 有主有从 ，“在以上各项研究中，考古学的资料可以提供最直接的证据，也是最基本的资料。今后要解决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问题，不论是一般的栽培作物或稻米的起源，最终自然离不开考古学的新发现” 。这一点恐怕也正是中外农业考古学者们的共同心声吧！

童恩正致力于田野考古与田野考古资料的考订与论述，如他发表在《考古学报》上那组讨论西南青铜戈、剑、南方铜鼓的著名文章，都是严格按照器物的发展序列， 分别区系类型， 然后分析它们的社会功能，族属历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等等。他是竭力反对充当“考古匠”的，决不停留在单纯的地层器物的排队。他说:“器物既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产物”， 所以要“将器物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态环境中去考察， 放在与世界其它类似的文化的比较中去考察” 。因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在于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总结出对当代社会改革有借鉴作用的规律” 。所以正当我国改革开放中，西南内地急于寻找开放的通道时，在制定全国“七五”社科规划时，他大胆地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课题，这个课题设想大大地激活了一大批中外学者的研究热情，包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技各界，乃至文学艺术家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成为一时的学术热点，调查考察成风， 学术论著如山积， 如国内外放映的电视专题系列片《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在他的创意影响下摄制播出的(据我们所知民族学家李绍民教授在其中出力甚多)。直到恩正逝世前夕，他还念念不忘国际合作研究古代中印交通的课题。真是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其志可嘉。

童恩正教授确实聪颖机敏过人，在与朋友们的交往中，他往往是话题创意者，谈论的中心人物；在学术探索上更是善于捕捉题材，立意新颖而又能说出所以然的研究者。记得我们在安宁河畔调查发掘之余，三五师生常纵情聚谈，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我国西南与东北山地虽地隔数千里而某些考古遗存有惊人相似之谜，如举出用石头建筑墓葬、半月形弧刃石刀、青铜短剑，尤其是蟠龙铜罍等等。说者无心而恩正有意。他在后来所撰《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充分的论证， 他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其它文化遗物等相同的文化因素分析着手，提出:“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北部” ， 这一半月形边地文化传播带的存在，又从生态环境的相似及不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间的交往与迁徙来论证文化传播的原因与情景， 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击节称是。

童恩正教授的学术成就决不是单靠天资聪颖所能获得的，而是靠刻苦与勤奋。张光直教授对恩正旅美期间曾有一个冷静的观察， 他说:“童恩正先生是近年来第一个派遣到国外的中国考古学家，”，“他在哈佛大学半年间，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图书馆所藏极为丰富的有关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的文献资料搜罗殆尽，又在哈佛大学考古实验室埋头工作，所以我对童先生努力之勤，学识之广，是早有认识的” 。(《论文集》张序)。治学者定会有聪颖与鲁钝之差别，只要能刻苦勤奋，就能够扬其所长，补其所短，定能有所成就，苹果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记得先师徐中舒教授常对我们讲:“读书是要抹汗珠的” 。言简意赅，点出了治学之道的三昧所在。

童恩正带队1974级凉山喜德、昭觉实习合影

（1976年12月摄于凉山，左一为童恩正先生）

童恩正教授作为旅美的中国民族考古学者，做了许多有益中西学术交流的工作，如他在国外筹资，国内外组稿，国内所创办的《南方民族考古》就是一本民族考古学方面出色的纯学术刊物。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在他的论著中大量的介绍国外的最新学术观点与方法，同样也把中国考古学成就向国外介绍， 起到了开放门户和架设桥梁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等论著中， 不厌其烦地评述了近三、四十年来国外对文明起源、国家产生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动态，又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读后令人如沐春风，深受启迪。当然无可讳言，在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各家自有不同的见解，也必会引起某些学者的批驳与讨论，这应是学术争鸣的正常可喜的现象。而恩正在其中的孜孜不倦的探索真知的不懈努力，甚至为了追求真知而不怕引起物议的大无畏精神，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实上他也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见解，如他在1985年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中把滇的社会直接定为奴隶社会，而1991年则把滇的社会性质改订为过渡性社会的“酋邦制。”

童恩正教授又“尽量扩大研究手段的范围， 并特别注意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例如1977年与科技人员合作的《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自发片的初步报告》；1987年指导研究生所做的石器微痕研究，都是可喜的尝试，在这里要紧的不在结果，而在于这种对新鲜事物的不懈探索，筚路蓝缕岂可过份挑剔呢！人生太短暂了，而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做到辉煌长留人间，就靠这样的刻苦勤奋，勇于探索的精神。这是恩正治学道路的启迪，愿与同道者共勉之。

1997 年6 月20 日

（原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特此感谢！）

推文转自公众号“天健文史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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