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士（Thomas Torrance），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荣誉会员。1896年作为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华西地区代表来到四川成都，1910年转入美国圣经会(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工作，直到1935年退休回国。

一、陶然士与华西

1.华大博物馆的拓荒者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筹建之初，全馆只有一件文物。陶然士、叶长青等为博物馆早期的文物收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14到1934年近20年时间里，陶然士为博物馆捐赠和采购了五千多件藏品。这些藏品的时代从汉代到民国，包括画像砖石、陶器、瓷器、青铜器、钱币等各种类别。他在岷江上游地区调查期间，发现了当地石棺葬中形制特别的灰陶双耳罐。陶然士曾任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委员会（1929-1930）年度学会副会长，长期与馆长保持书信往来。

2.华西历史的介绍者

陶然士研究领域广泛，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 《华西教会新闻》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华西历史、考古、羌族宗教、古物的论文。他致力于四川古史研究，1916年在华英书局出版 《成都早期历史》 (The Early History of Chengdu) 。20-30年代，以馆藏器物为基础发表 《原始崇拜中石头的作用》《四川丧葬习俗》《羌人宗教的基本理念》《华西土著记要》《理藩石碑释译》等文。《四川丧葬习俗》在田野考察之上对华西丧葬习俗进行讨论，涉及四川葬礼习俗和方式，墓葬构成，不同阶层坟墓建筑，殉葬品，明前墓穴，汉魏两晋丧葬习俗内容，指出中国人重孝道形成了丧葬文化。陶然士在华西人类学、考古学方面颇有建树，被当代学者视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3.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1922年春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是华西近代史上第一个由西方学者创建的学术性团体，于华西边疆科学研究之风有开拓之功，在华西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学会挂靠华西大学，办公机构设在华大博物馆内。陶然士是学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学会的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发表讲演，并于1929年出任学会副会长。

二、陶然士与羌族

1.羌族研究的先行者

陶然士对羌族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16年，他为岷江上游的羌族社会及其自然环境所吸引，足迹遍及汶川、理县、茂县。此后每年夏天，他都到羌区传教，在当地建立福音堂，为羌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西方人的经验。同时他开始熟悉羌族社会的文化、宗教及历史，开展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调查。陶然士对羌族社会的文化、宗教、历史的思考，对于研究者理解藏羌彝走廊具有积极意义，且毫无疑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陶然士还注重对羌族宗教、文化传承实物的收藏与整理。他为华西大学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羌族的宗教用具、日用品和手工艺品。

2.羌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介绍者

1920年陶然士撰写了《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美国圣公会，1920， 原件保存在今阿坝州汶川县档案馆），这是第一本西方人描述羌族的著作。同时，陶然士也是第一位主张“羌族西来说”的西方人。他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古代以色列人》一书中就认为非偶像崇拜的信奉唯一天神阿巴白构的羌族人，与信奉唯一神的以色列人存在着历史性联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以后，陶然士和葛维汉都加入了学会，与学会同仁一道推进藏羌彝走廊地区的民族研究。他和葛维汉等人对羌民的考察研究及其观点的论争，引起了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羌族研究的进程。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陶然士曾执教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是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精通汉语和擅长中文写作，对中国历史考古有浓厚的兴趣。他撰写出版英文书籍，首次把中国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群居村落和古代民屋建筑、中国古代墓葬、都江堰的古代水利建设等介绍给西方世界。他最早翻译《华阳国志·蜀志》一文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使西方人对中国川西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他利用投放幻灯片等各种形式，向中国人民介绍英美等国的民情风俗，为边远川地的人民打开了一扇观看西方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