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林：《大朝通宝钱的性质、铸行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摘要 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中央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最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周克林：《永昌大元帅金印考》《四川文物》2018年第3期。

摘要 2016年,张献忠沉银遗址盗掘案破获后,追缴回一枚永昌大元帅金印。从形制特点和印文风格看,它应为一方明代金印。此印采用干支"癸未年"纪年,与宋代以来官印年号纪年的方式不符,印文语言又与明代各个地方民族政权的官方文字不吻合,应为明代农民起义军所铸。整个明代,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年代中有"癸未年"的,只有明末,金印当为明末农民军铸造。从印章形制特点以及行事风格看,此印应是张献忠起义军铸造,而为最高统帅张献忠所使用。永昌金印铸造于1643年十一月,正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席卷湖南、江西之时,张献忠称"永昌大元帅",应该就是其整顿军队的措施之一。

周克林：《张鲁汉中政权辖地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摘要 对张鲁汉中政权的辖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地市,以及四川东北部边缘地带、湖北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其中陕西汉中、安康两地区乃其统治的核心地域。陈寿《三国志》所说张鲁"雄据巴、汉",太过简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且有夸大其辞的嫌疑。

周克林：《摇钱树与早期道教教义的关系问题略说》》《华夏考古》2012年第3期。

摘要 本文从神像观、祭祀观和财富观诸方面讨论了摇钱树与早期道教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前者并不符合后者的教义主张,应该不是后者的遗物,而应是民间宗教的产物。

周克林：《钱树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3期。

摘要 道书文献、历史文献以及钱树的出土情况表明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地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不能以此为据讨论钱树与早期道教的关系。所谓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吻合,只是一种假象,是在没有认识到钱树年代不同分布地域也不同的情况下,在不顾及道书文献与历史文献对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记录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贸然将二者加以比对而产生的一种假象。

周克林：《钱树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之关系》《长江论坛》2011年第1期。

摘要 本文从道书文献和历史文献的角度,根据钱树的出土情况,对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地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不能以此为据讨论钱树与早期道教的关系。

周克林：《东汉“五利后”铭文解考辨》《求索》2010年第2期。

摘要 文物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重要见证。"五利后"是东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的特殊随葬品上的一种铭文,研究该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到目前为止,具有"五利后"铭文的文物已出土四例。对于"五利后"铭文的含义,鲜明先生在《再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一文中认为"五利后"三字应分为"五利"和"后"两个组合,分别意指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方仙道代表人物栾大及其后人。然而,经我们考据,这种解译尚为不妥。我们以为,"五利后"铭文中的"五"字应该是指"五铢";"利后"者,即利于后之意也,希望子孙绵延、昌隆也。正确解读"五利后"铭文对研究汉代乃至我国诸朝代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周克林：《摇钱树为早期道教遗物说质疑》《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