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其研究主题，自然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熔多元为一体，绵延不绝五千多年，特质鲜明。要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中国考古学，自然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但我们越是心系中国，就越应该胸怀世界。战国人驺衍已经认识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构建“最中国”的考古学，需要“最世界性”的胸怀，放眼此“大九州”。本文拟对有关中国考古学世界性的实践和思考做简要回顾，期望引发更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

百年之前，1921年，以仰韶遗址的发掘为标志，中国考古学诞生，刚睁开双眼，就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仰韶遗址的发掘者安特生，是为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瑞典学者。他发掘的起因，正是仰韶遗址彩陶的“世界性”，即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遗址彩陶颇为相似。发掘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迈出关键一步；但同时高声发出“世界性”的提问：中国远古之文化，是否跨越辽阔欧亚草原，自西而来？

应声而起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们，同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的李济说：“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我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梁思永，同样在哈佛大学求学，以经典西方考古地层学方法，识别“后岗三叠层”，厘清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吴金鼎，学成于伦敦大学，以经典西方类型学，全面分析中国史前陶器。夏鼐在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埃及学家格兰维尔（S.Glanville）、探方发掘法的首倡者惠勒（M.Wheeler）和古埃及文字学泰斗伽丁内尔（A.H.Gardiner），利用当时最新考古资料，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开启他以后贯通中西、气象恢宏的研究旅程。

可见，中国考古学在其早期阶段，虽然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和重建被“古史辨派”打碎的中国古史为天赋使命，但无论是视野，还是方法，都已颇具国际风范。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考古学本身就是自西方引入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离不开世界文明的背景。

二

1949年后，考古田野工作全面铺开，新发现目不暇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但中国考古学家们并未埋首于瓶瓶罐罐，“见物不见人”。

一方面，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之路的初心未变。主流认识是：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或“中原地区”文化引领下，凝聚为一体，向文明迈进；史前之中国，已初具后世“大一统”中央王朝的模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主导地位确立。中华文明之演进，被放在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进化背景下，成为验证普遍进化框架的新证据。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发掘报告对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聚落进行了精细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从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来观察，半坡原始氏族部落是处在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阶段，即恩格斯所论述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相当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 1974年出版的大汶口墓地发掘报告则引起关于父系社会的热议。在这样的讨论中，世界各地的民族学资料尤其受到关注，强化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视野。

这两个研究主旋律同时奏响，各有动人之处，但似乎并未合奏出从“世界性”的角度描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壮丽交响。以历史时期的“大一统”格局解读史前文化演变、对经典理论“对号入座”式的僵化应用，反倒陷入苏秉琦所称的两个“怪圈”。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和国家同步，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系列轰动的考古发现，如重重变奏，将重建中国古史的主旋律推向高潮。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仪式圣地，高坛石冢，唯玉为葬。浙江余杭良渚，强大古国的都邑，琮璜璧钺，玉礼通神。距今6000至5000年，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竞相展开构建复杂社会的开创性实践，文明火花迸发，绚丽如满天星斗。“中原”之外，“边缘”地区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中原”引领模式被严厉质疑。

1981年，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1985年，严文明也指出：“一定要花大力气加强黄河流域以外广大地区的新石器考古研究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最后破除中原中心论或黄河流域中心论, 正确阐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各地新石器文化在孕育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作用”。他随后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中，虽然仍强调“最著名”的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但认为中原只是因其地利，“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1986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为重建中国古史这样“最中国”的学术探索，引入了世界的视野。他借用美国学者葛徳伟（Joseph R.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即中国各文化区通过无中心的网络式互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并热忱地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上述精彩考古发现展示出的、中国史前社会超出预期的发展高度，也将从“世界性”人类社会普遍进化的角度认识中华文明的主旋律推向高潮；并将其研究焦点，由母系或父系社会，转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在“文明”的定义上，与会者普遍接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关于“国家”的标准，有学者坚持依据柴尔德对“城市革命”的讨论提炼出的“世界性”标准，即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准此，则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但更多学者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视角下，指出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志，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些证据可以是玉器和丝绸等高级手工业品，都邑性聚落和表现王权、军权和宗教权力形成的各类遗存。

两大主旋律终于发出共鸣，从不同的角度引入“世界性”，合奏起以中华文明起源为主题的交响乐章。

三

张光直在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同时，其实也对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进行了更深入而完整的思考。1984年8月，他访问北京大学考古系，连续九次演讲。这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标志性学术活动。1986年，演讲以《考古学专题六讲》之名出版。第一篇为《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第二篇为《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同年，他又在香港《九州学刊》上发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

他提出，“一个着眼在世界性上的考古学者，在研探中华文明起源时，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第一个，是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有多大的重要性？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面传入的？吸收了外面多少影响，以及对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应该是探讨世界史关于文化、社会变迁模式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用世界史解释重大历史变迁的模式来考察中国史前史和古代历史的变化过程。”“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这方面是以往中外学术界较为忽略的，而从这方面进行研究，又是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家们的重大责任。”这是对中国考古学应具有的“世界性”的精当阐述。

第一个方面中，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还是西来？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是焦点，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已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进化理论的应用，关注的正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当时因国内学者普遍专注于中华文明本身的研究，确实是“较为忽略的”。

哈佛大学汇集研究世界文明的优秀学者，自然会激发张光直的世界性思考。他办公室对面，就是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研究大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的办公室，楼下的碧波第博物馆（Peabody Museum）里面，陈列着哈佛大学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在玛雅名城科潘遗址获得的珍贵文物。又让他对中美地区古代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得以对被忽略的“第三个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

通过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比较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做出如下扼要阐述：“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间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份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中美地区文明和中国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走过了同样的“连续性”发展道路，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则主要以技术手段突破自然的束缚，开辟了“破裂性”的文明形成和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这样的探索，似乎并未引起国内考古学界的热烈呼应，奏响中华文明研究的第三个主旋律。万里之外，热带丛林中的玛雅过于遥远；近在咫尺，刷新认知的新发现，亟待认真梳理解析。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触刚刚恢复，中国考古学界更加期待的，是新的理论和方法。《考古专题六讲》中的《谈聚落形态考古》，产生了更迅速的影响。在俞伟超的激励下，当年最富激情的青年考古学家们，翻译西方考古学的经典论文，结集为《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1991年出版。其中收录的张光直的文章为《聚落》。由此引发的学术实践，也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这包括一系列国际合作的聚落考古项目的开展。

或许，要在对自己的文明发展有更透彻的领悟之后，才能激发“世界性”思考。

四

2000年至今的二十余年中，在多学科结合的重大项目推动下，重要考古新发现频出，现代科技手段与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壮阔历程逐渐清晰，张光直提出的中国考古世界性三个方面，也有了更清晰的答案和更深入的思考。

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明确，中华文明是在三级阶梯式的中国山川形成的摇篮中，在东亚季风的吹拂下，独立孕育和成长。我们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因素，尤其是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羊、牛和金属冶炼技术，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催化剂。但是，“最初的中国”内部各地区的创造性社会发展实践和撞击熔合，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形成，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引发南岛语族人群向太平洋深处的航行。

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已经尝试，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用“古国”这样的概念建立史前复杂社会和三代实际基本政治组织“国”或“邦”的联系。用恰当的文明形成标准认定我们独特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文明的形成，不仅是文化发展达到一个高级阶段，也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准此，中华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形成。

重建中国古史初见成果；人类社会普遍进化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研究，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张光直提出的中国考古学“世界性”的三个方面中，前两个方面涉及的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答案。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而且强烈感受到：要推进这第三方面的研究、要深化前两个方面的认识，一定要走出“赤县神州”，不仅要“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更要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范围扩展到“大九州”，去其他文明的核心地区，从最基础的考古发掘开始，把其他文明的发展脉络看清楚。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家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正在蓬勃展开，以世界文明的视角对中华文明的反思也正在形成。在科潘王宫区的仪式大广场上，面对科潘第十三王瓦沙克·吐恩·乌巴·卡威尔一尊尊渲染自己在萨满状态下通神入幻的石雕像，遥望远处记录科潘光荣历史的文字台阶金字塔，中国考古学家会被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早期的相似性震撼，体味张光直提出的“玛雅-中国连续体”的深意和中华文明早期的萨满式思维。也会深思，两大文明，何以有相似的开始，却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结局。在古埃及的卡尔纳克神庙、印度河上游和伊朗腹地，在“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彩陶文化的发源地、黑海西岸的特里波利-库库特尼文化区，中国考古学家同样会受到不同文明的启发，从不同的视角反观自己的文明，思考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到底可以提炼出什么样的法则，如何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

五

对中华文明特质的认识、中国式文明形成法则的提炼正在开启新的阶段，中国考古学家的世界视野也刚刚被拓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结论性的陈述为时尚早，但中国特色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策略的形成及实践，很可能将会是中华文明研究“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光直提出的“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一重要判断，提示我们，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一样，在形成时期，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宗教权力的重要性仍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宗教取向的社会发展道路被认为是误入歧途，“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导致其必然失败，对后续文明发展没有影响，只是反面教材 。最初的王朝之形成，是 “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的胜利。张光直对中国史前和商代萨满式宗教的开创性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道路极具启发。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内容之瑰丽，绝非“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可以概括。

但“连续”和“断裂”文明形成道路二分法，其实尚可商榷。

艾尔（Timothy Earle）提出，在复杂社会形成进程中，权力有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三个基本来源。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以宗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都是酋邦和早期国家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食物的积累，是公认的、所有社会发展的前提，中国并非例外。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遗址群大规模水利设施、茅山遗址水稻田和良渚文化精制的石犁、石镰，都展示着良渚人以技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良渚古城核心莫角山南侧，池中寺地点的大量碳化稻谷堆积，也是经济权力在良渚早期国家构建的实践中基础作用的明证。距今4000年前后，羊、牛和小麦西来引发的生存经济革命，也在早期王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描述也许过于乐观，但羊和牛的普遍饲养及“次级产品”开发无疑极大提高了西北地区人群的生活质量，在此背景下，才能解读石峁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形成。

因此，对萨满式宗教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重要性的认定，未必能够确立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连续”式文明发展道路，真正有可能“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探索方向，应该是宗教思想“人文化”、转化为政治理念的中国智慧。天极崇拜是中国史前萨满式宗教的核心内容，至迟在商代，天极之神已经完成向“帝”的转变。在西周时期，又完成向道德化之“天”的转变，开启春秋时期、也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轴心时代”的人文化政治思想形成的进程。中国式“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均与此密切相关。

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出自“世界性”的视角，也是可能提供世界文明发展新模式的研究方向。“相互作用圈”概念是美国学者葛徳伟（Joseph R.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霍普维尔印第安人文化时提出的。在对印度河流域与伊朗南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但这些研究的主题是区域间交流，并未以论证延续至今的文化共同体和政体的史前基础为目的。事实上，中国是唯一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文化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常被称作“一个扮装成国家的文明”，经历了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

张光直在《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中，饱含深情地说：“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无邪又用功的中国青年，意愿以考古为毕生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唆使，这固然只是梦幻，我仍是将答案预备好，以防万一。”张先生的答案有四条，其中最后一条是“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资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

站在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的起点，我们自知未必有大才，未必天资好，但愿意尽力心怀大志，放眼大九州，也愿意保持无邪的学术之心，一起用功，以世界文明的视角，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地位，以中华文明的视角，观察世界文明之发展，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

凌家滩出土玉版（图源：“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新伟，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三）：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2年。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