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鹰击长空的自然世界，川大百年考古足迹，带我们步入历史的时空。

历史的断面·考古篇

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曾遗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如神秘的海底冰山逐渐浮出水面。从20世纪初年开始，西南的山水之间便活跃着探索者的身影：他们在海子山的冰川寻找打制石器，调查和研究川西坝子上不寻常的大石遗迹，在被人们称为“蛮洞”的汉代崖墓里发现陶俑，从邛窑的废窑堆里采集色彩斑斓的古代陶瓷片。他们将一个个佛、菩萨头像从洪水冲刷过的邛崃西河岸小心包裹，运回大学。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更如一道星光划破夜空，使他们成为华西科学考古最早的开拓者。历史的断面在这里层层揭露，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到“高原丝绸之路”，一代代川大考古人展示着考古之风采，续写着不辍之弦歌。

发现三星堆

千百年来，在官方史书中，古蜀文明始终被当做一种地域文化，且鲜有文字记录。直到约一个世纪前，华大博物馆主持了广汉月亮湾遗址的发掘，三星堆考古和古蜀文明研究的大幕，才缓缓拉开。

1927年春，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渠水新涨，水车转动，一坑奇奇怪怪之物出现在农人眼前：从大到小排列整齐的石头，似带孔圆饼，又似车轮。石饼下压着纯白的梯形石、边缘好看的扁长薄片石，还有各种颜色深浓的圆环、珠子、小玉片。难以名状的宝贝让燕家人夜不能寐，无法抑制的秘密随油菜花疯长。接下的几年，汉州至成都，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纷至沓来，期待一睹地下的珍宝。

探沟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构成的展示空间，将我们带回上个世纪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现场。

1934年，同样是杜鹃轻啼的三月，考古发掘正式开始。由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C.Graham）主持，地方乡绅参与，士兵持枪维护。布方、深掘、记录、回填。十五天过去。一本考古日记，一份发掘报告，五百余件器物。三星堆，一个恒久难解的谜面，自此直面人间。

1934年3月，月亮湾燕家院子，第一个探坑发掘现场。

穿靴站立坑左者，葛维汉，右一长袍礼帽者，林名均。

三星堆的早期发现折射着浓重的时代的影子：大学里做研究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传教士、热爱乡土的士绅、地方知识分子、掌权的官吏、军人、做生意的古董商……成都平原的各方势力都有意无意参与到这场考古发现中，推动了人类认知的进步。发掘结束后，广汉县长罗雨昌将所有出土器物赠送给华大博物馆，希望在此永久保存。今天，这些器物依旧存留在川大博物馆的展柜与库房，见证着古蜀文明的早期历史。

“虽然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从遗址上取得大量上佳标本，但我们有意留下很大一部分遗址未加发掘，留待未来考古学家去发掘和获取令人满意的成果。”

——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

此后，代代川大考古师生在三星堆遗址接力探索。20世纪6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便亲临月亮湾，预言这一带将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1963年，冯汉骥（前排中央）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他指出，三星堆这一带今后必将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20世纪80年代，由林向、陈德安、陈显丹、霍巍、李永宪带队的三星堆考古实习，迎来了历史上最大揭露面积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也为两个世界瞩目的祭祀坑的发现埋下了伏笔。21世纪，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让川大考古更多的青年学子投身其中。在广汉这片西望岷山的土地上，一次次发掘震惊了世界，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着宝贵的实证。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右二，林向；右一，霍巍）。

商代石壁

商代玉璋

商代玉琮

1927年，燕家院子水坑里发现了排列整齐的若干石璧，其中一件石璧上“燕三泰”三字，据传是燕家小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上面。

这些石璧的用途究竟是什么？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推进到今天，这依然是悬而未解之谜。

汉墓探微

蜀水碧蓝，蜀山青湛。在蜀地若干江河旁的山崖崖壁上，可见一个又一个人工开凿的洞穴，浅可容人，深可驻军。这些曾被称为“蛮子洞”的深穴，引来研究者好奇的目光。当他们在漆黑的空间里点燃灯烛时，看到壁上有图，地上有物：云龙车马、屋舍池塘、锅灶甑盘、鸡犬猪羊、男女婴童，罗列如队。最终，科学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这本是汉代蜀人安放逝者身体的“天国”。类似的景象和相同的器物，如复刻般也见于成都平原的汉代砖石墓中，折射出汉代人的灵魂世界。

1936年3月，刚结束川苗地区考察活动的葛维汉（左三）参加了宜宾一所学校内的汉墓发掘工作，并担任现场技术指导。

发掘结束后，所有文物留在当地。

我们该如何想象汉代的四川？《汉书·地理志》上说，彼时巴蜀，土地肥美。民食稻鱼，俗不愁苦。但是当时的人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如何炊煮？用何器皿？如何谋生？用何消遣？今天我们只能索骥到墓葬里的图像。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对汉代人而言，死后生命将永续彼岸空间。在那里，酒宴伎乐如常，市声喧哗依旧。仍有如云车马，仆役纷纷相伴，仍有轻歌曼舞隐帐中，弦歌声声入青云。汉代人在墓葬中塑造的现世镜像比世俗的身躯更为坚固，并最终凝固为图像中的历史片断。

东汉鲁秋胡妻画像石函

石函侧壁左侧刻画西汉刘向《列女传》中“鲁秋洁妇”故事

汉墓，犹如一方小舟，载送两千年前汉代人的亡灵奔向永恒的仙界。在那个光明世界里，有讴歌的鸾鸟，腾跃的龙虎，恒升的日月，缀露的芝草，博戏的羽人，端坐的西王母。这些形象被用雕塑、模制、刻绘等各种方式，安排在墓门上方或墓室内的天顶和四壁，是时人想象中的天国景象。炫丽的图景让人们对死亡不再恐惧，而走进美好仙境的方法，可以登山而上，可以骑鹿飞升，可以御灵而行。升仙之路令人神往。

东汉仙人六博画像石

东汉西王母画像砖

古寺遗踪

从遥远印度西来的佛教，汉晋南北朝时已在中国大地生根。蜀地虽然山川重阻，佛教也已在各地广泛传播，佛教艺术兼采南北而自有特色。到唐宋时期，巴蜀因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繁荣，跃升为全国佛教文化的重镇之一。在益州，高僧大德熙来攘往，民众信教崇教之风盛炽。出家人、在家人建寺立塔、开窟造像、抄经诵经，成为一时风习。

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丁文乱造释迦双身像

1947年夏，四川盆地绵雨不息。6月，暴雨冲垮了邛崃县西河张公堤一带。洪水退后，蜻蜓飞掠，泥滓中浮现大大小小的佛教石刻：佛、菩萨、天王、供养人头像、身躯；经幢、经版、刻石残块。敷粉雪痕，细碎金箔，微光霎现，一座盛唐时期西南古刹的繁华胜景，赫然出现在世人眼前：钟击鼓鸣时，寺僧梵唱；信众经诵后，匠人运斤。然后可能是历史上多次的毁佛，可能经历了南诏烽火的劫掠……千载之后，因洪水的冲刷，这座佛寺重现人间。宛如史海沉珠，今天的我们只能从残存石经的文字中，考订出它的名字为“龙兴寺”。

1947年-1948年间，成恩元五次前往邛崃调查龙兴寺遗址出土遗物

重见天日的佛教石刻被运回华西协合大学。

在校园的草地上，学者们将它们一一排列、记录、拍摄、拓片，成了这一年华大校园里一道美丽而奇特的风景。

唐代菩萨造像

1947年的大水退去之后，该造像碎为四段，散落在近500米长的河道各处。收集入藏以后，经过本馆学者的清理与拼接修复才再度合一。

同时，为便于展出与教学，修复时经学者研究、绘制草图，新制莲花座以承载直立，复现此珍贵遗物昔日之华丽庄肃。

唐代毗沙门天王像

隋代敦煌写经《大智度论》

古寺遗踪

古代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用器，往往出自本地坊间。在陶瓷器被广泛使用的唐宋时期，繁华富丽的西南益州，老百姓食间的碗、盂，饮间的杯、壶、盏，梳洗的盆、盘，度夜的灯，清供的瓶，摆弄的玩具，甚至陪伴逝者的俑像，都由成都及周边民间窑场烧制。当时民窑数量之多，窑炉之巨，工匠之众，烧制之胜，产量之大，遥可想见。而蜀中著名的邛窑、琉璃厂窑，就是其中的代表。

1936年邛窑调查现场

2005-2007年，邛窑什邡堂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邛窑、琉璃厂窑的千余件器物进入华大博物馆的库房。学者们用科学仪器测量胎釉的成分，与国内外同行研讨器物的年代，为参观者讲解物品背后的文化。拍摄、绘图、科学分类。得益于他们的日夜工作，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千年前普通人日常生活留在器物上的痕迹：那些划花、刻花图案后城里每一朵盛开的新荷、芙蓉、桐花，那些小塑像后雀跃扬起的天真童面，那些坊间醉酒的胡儿、当垆的胡姬，那些灯盏、省油灯燃烧的永夜，那些琉璃瓦后华丽的宫墙。

唐代青釉褐绿彩花卉纹三足炉

唐代青釉褐绿彩鹅杯

唐代青釉褐绿彩花卉纹胡人抱角杯